配资猫仰望星空: 中国古代天文里的智慧与精神

北京建国门的车水马龙旁，藏着一座与周遭喧嚣格格不入的神秘古建筑。它已仰望天空近六百年，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且连续观测时间最长的古观象台之一。登上高台，八件青铜天文仪器仍把复杂的圆环伸向天空，继续守护着日月星辰，在人们目所不及的地方，延续着一项沉默、古老的使命。

北京古观象台景观。来源/北京天文馆官网

近日，《国家人文历史》采访了北京天文馆副馆长、北京古观象台台长齐锐。齐锐老师带着我们走进古观象台，讲解中国古代天文的智慧。台中紫微殿内悬着乾隆皇帝亲手书就的“观象授时”牌匾，取自《尚书·尧典》“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时”的记载，即观察天象，制定历法，再将准确的时令传达到每家每户。何其精辟，这四个字正是理解中国古代天文的钥匙。对古人来说，漫天星辰不仅是风景，更是时钟、日历、地图和社会秩序的坐标。

在科学技术水平尚不发达的数千年前，人们究竟怎样把日光变成时间，把人间写进星空，又如何靠一代代观测者校准天地方位？答案就藏在中国古代天文之中。

没有手机、钟表和天气预报，古人如何安排日常生活和季节性耕种？他们不说话，只是把手指向太阳升起的方位。

齐锐老师在新书《抬头看见5000年》中为大家介绍，山西临汾陶寺遗址保存着新石器时代百姓测算时间的重要实物证据。该遗址隶属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龙山文化，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，出土了‌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‌，比英国巨石阵还要再早约500年。观象台将13根夯土柱和12道观测缝排列出特殊走向，观测者站在中心点，注视太阳从东方的塔儿山升起，当日光与某一道狭缝重合，便可以判断夏至、冬至等二十个重要节令——这二十个节令即传统二十四节气的基本来源。

陶寺古观象台模型展柜。来源/北京天文馆官网

此外，遗址内还可以看到如圭表、铜齿轮、沙漏等探索宇宙的天文设施。先民们推算节气、制定历法，精准管理时间，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年、月、日、时的完整计时系统。当每天第一缕阳光落作日影，自然就指示了时间。对观测者来说，这是一次宣告晴朗的日出，更是大地发出的生产指令：寒暑即将转换，忙闲有时，到播种/收获的时刻了。

圭表这一日影测算器具，它的结构看似简单：只有一根直立的“表”，以及配合南北方向平放的“圭”，便能依据正午时分“表”投在“圭”上的日影长度来判断日期，夏至前后影子较短，冬至前后影子较长，日复一日，太阳周年运动便在地面上留下了变迁轨迹。“一寸光阴一寸金”也因此有了格外具体的意味，圭表和日晷让时间变得可见，岁月曾经的确是可以寸寸丈量的财富。

利用圭表观测时，还有一个最主要的、影响精确度的因素，那便是“表”是否端直，八尺之表在传承中亦被赋予了“既中且正”的文化意涵。八尺是中国古代成人的平均身高，一根表若自身不正，测出的影子就会失真；一个人若失去立身的尺度，也自然难以辨明人生方向。科学仪器的技术要求，在中国文化里逐渐生长出了道德想象：先正其身，方能度量天地。

紫金山天文台圭表。来源/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官网

除日影外，古人也以恒星判断时令。《抬头看见5000年》以大火星（即心宿二）为例，为我们说明了这一原理：大火星在方位上处于东方苍龙七宿的“心脏”。当大火星在黄昏后逐渐西沉，意味着炎热季节将尽，人们需要准备收获和御寒；而参星在冬夜高悬南天，则成为寒冷季节的鲜明标记。所谓“七月流火”，指的是大火星开始向西流转，与字面上的“盛夏高温”之意南辕北辙。

在长期观测中，古人又把黄道、赤道附近的天空划分为二十八个星区，即二十八宿。它们像一套天空坐标格，可以使日、月与五大行星的位置被清晰地辨认和记录。总体来看，从观察日出方位，到测量正午影长，再到辨识四仲中星和二十八宿，古人在天文观测中完成了一次次重要跨越，把反复出现的自然现象转化为了可供传承的知识。二十四节气正是这种智慧的结晶，节气的数量与名称并非偶得，而是劳动人民与太阳周年运动、黄河流域生产经验长期磨合得出的结论。“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”的规律看似朴素却寓意深远，它意味着人们已经意识到，人与自然的关系密不可分，若想从自然中求取回报，那便要找到行动与自然节律之间的准确关系，去适应、去迎合，才能实现共生共存。

中国古代的星空体系，其核心逻辑可称为“天人相应”。何为“天人相应”？古人所绘的星图给出了最直观的解释。

古代星图并不只是一张记录星位的“技术图纸”，它兼具了文本和图像两种形态：用圆点、线条和方位呈现恒星的分布与组合，也用星官名称、神话形象、人物和器物组织意义。它一面来自真实的天文观测，一面又是对现实世界和经验生活的模仿与再现，换句话说，古人在星空上完成了一次文明叙事，他们将自己理解宇宙与自身的答案一并画了进去。

明佚名设色星图。来源/莆田市博物馆

于是，我们的头顶出现了一个重新组织过的“人间副本”：紫微垣里有宫殿和官署，天市垣里有贸易市场，“人”星旁排列着“杵”星与“臼”星，俨然是百姓在舂米劳作的场景。天上讲述的故事正是地上人类活动的呈现，古人虽从未亲手触及天空，却赋予了万千星辰温暖的想象，用最熟悉的社会生活为它们命名、分类，把整个人间画进了天空。

在这套体系中，天极尤其重要。今天我们认识的北极星在古代亦称为纽星、北辰星与紫微星，由于靠近北天极的星辰看起来几乎不动，其他星辰都围绕其旋转，因此北极所在的区域便成为“居中而治”的象征，北辰、紫微与天帝的观念由此产生联系。

星图是天空映射地面的镜子，然其也并非百分百复刻了人类世界，写实性星图记录天体位置和相互关系，示意性星图则把神话、礼制与民俗信仰转化为可见符号。所谓“副本”，正是古人把制度、伦理和日常经验投向天空，再借恒久的星辰为它们赋予秩序与意义。所谓“天上人间”，大抵如此。

在宇宙观的影响下，城市和建筑的设计也与天文血肉相连。为什么中国古代城墙多为方形，而天坛的核心建筑却多采用圆形？这种习惯可以理解为“天圆地方”观念的空间表达：方形城墙象征大地的稳定和人间秩序，圆形圜丘与祈年殿则模拟着天穹及天体循环。方与圆并置的都城不只是居住和行政的场所，也是古人心目中的天地模型。

天坛公园祈年殿。来源/天坛公园官网

天文还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。“授时”表面上是颁布历法，根本上则意味着共同社会节奏的建立。何时耕种，何时收获，何时征税，何时举行祭祀和朝会，都需要统一的时间标准。历法近似于古代社会的“公共操作系统”，如果各地时间标准混乱，那么农事、政务和礼仪便难以协调；而相对应的，谁能准确把握天时、制定历法，谁便承担着组织社会的责任。

司马迁的身份很能说明这一点。今人敬佩他，把他看作《史记》的编纂者、古代史学的起点之一，但在汉代官制中，他所担任的太史令一职需要肩负天文观测、历法和国家祭祀的职责。齐锐老师在《抬头看见5000年》中提醒读者们，司马迁首先是一位重要的天文领域的官员，然后才是我们熟悉的史学家。他曾参与《太初历》的制定，《史记》中《天官书》《历书》篇的诞生也与他的天文职务和知识背景密切相关。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，既是史学家的抱负，也保留着一位古代天文官观察时间、秩序与兴亡的眼光。

古代天文到底是不是迷信？古代天文官一面记录日月星辰、推算历法，一面还要解释祥瑞与灾异，为政治决策寻找“从天而降”的依据。后者当然有明显的时代局限，不能与以实证、可重复、可证伪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混为一谈；但若只用“迷信”二字概括，也会遮蔽它的历史意义。古代天文占验本质上是一套解释自然征兆的政治文化机制，有时也被儒家士人用来促使君主警惧和自省。当日食、彗星被视作政治失德的警告，统治者便会下罪己诏书、减免赋税或整顿政事。今日回看“旧天文”，既要看见长期观测积累的知识，也要辨明天象解释的制度作用与认识局限。

理想中的天文学浩瀚宏大，拥有浪漫的宇宙想象，但它在成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还有着另一副面孔：疲劳、细碎，甚至有些枯燥。

对此，古代天文官想问：夜晚盯着夜空就算了，为什么白天也要上班？这是因为用眼观测只是迈向天文的第一步。夜里看到的天象，白天必须整理记录，还要另外计算历法、维修仪器，再向朝廷报告。

这就是大自然作为工作伙伴的“无情”之处。天象不会等待官员上班才展开变化，流星、彗星、行星会合和日月食随时可能出现，一旦错过便无法重来，历法和日食预报一旦发生明显偏差，相关官员便可能遭到严厉问责。持续观测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天文学不能靠一次灵感完成，季节的规律需要一年年对照，行星运行的周期需要几代人接力，古代留下的大量日食、彗星、太阳黑子等记录，正来自天文观测者的“黑眼圈”与绵延不断的观察传统。

为使结果精确，观测者会使用各式各样的仪器作为辅助工具，这些天文仪器又是怎样越来越准确的？答案是最简单的四个字：不断校准。在长期使用中找出误差，并反复迭代朝着更加精密与便捷的方向改进，便是古代天文仪器的发展主线。中国古代能测算时间的仪器多样：圭表把日影变为尺度，漏壶利用水流标记刻数，日晷显示一天中的时辰，浑仪用环圈建立天球坐标，测定天体位置。到了元代，郭守敬针对传统浑仪环圈繁多、互相遮挡的问题，改制出了结构更简洁的简仪，用于主持大规模天文与大地测量活动。这不是对前人成果的否定，而是在继承中寻找更优解。

明正统二年简仪。来源/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官网

这些器物是科学、技术与哲学观念的结合。仪器首先必须解决实际问题：如何把看似无边无际的天空转化为角度、方位和数字，如何降低测量误差，如何让不同地点、不同时间的记录可以相互比较；解决之后，再将圆与方、动与静、中与正等观念融入器物设计，使天文仪器兼备宇宙模型和文化象征。

尊重观测，保存记录，承认误差，持续修正。古代天文仪器守望着天空，也注视着大地；它们的力量来自观测者积年累月的毅力。文明进步固然需要灵光一现，更离不开许多人对同一问题多测一次、多算一遍，再把经验和教训交给后来者。

古代天文无法替代现代科学，却为今天留下了一种极其珍贵的特质：好奇。四季为什么循环？太阳影子为何长短变化？正是最朴素的追问，催生了历法、数学和仪器制造。“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也”，不能立刻兑换为利益的问题，可能正是推动文明走远的力量。

在《国家人文历史》采访的最后，齐锐老师为读者们留下寄语：天高地迥，觉宇宙之无穷；兴尽悲来，识盈虚之有数。中国古代天文发展进步依仗的是跨越朝代的集体接力，历任天文官们所生活的时代也许相差数十数百年，却对彼此交付了几乎完全的信任与默契。个人生命有限，星空的尺度却近乎无限；唯有协作与传承，人类才能看见超出一生长度的规律。仰望星空因而也是一种共同体精神，承认自身的有限，也相信宇宙与热爱的伟大。

星空景观。来源/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

今天的我们不必再靠大火星决定何时授衣，也不必通过观测彗星猜测人间吉凶，但我们仍选择抬起头，为的是在辽阔尺度中重新认识自己，更谦逊地认识世界。古人曾把日影刻在圭尺上，把四季写进历法，把人间安放在群星之间，他们未有今日之科学技术，却以长久的观察、精巧的创造和对秩序的追寻，留下了一种可贵的姿态。当一个人知道脚下的道路只是广阔时空中的一小段，眼前的得失便不会成为全部世界；而当一个民族仍愿意提出关于星空的问题，它就仍葆有走向未来的想象力。